徐渭的“写意花卉”源于明代中期崛起的吴门画风与贯穿整个明代的院体浙派画风。明代中后期的画坛几乎为吴门与浙派所统摄，画家们非吴即浙。徐渭出生时，虽然沈周已去世12年，但是文徵明、唐寅、仇英均尚在。文徵明去世时，徐渭已38岁，此时的吴门画派正是如日中天，在文徵明的带领下牢牢把控着文人画家手中的画笔，大有一统画坛之势;而院体浙派虽渐式微，但生于浙、长于浙的徐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明 徐渭 《墨笔花》册(石榴) 故宫博物院藏明 徐渭 《鱼蟹图》卷  27.5cm×79cm
纸本水墨 天津博物馆藏
徐渭的绘画多为取法而少有师承，一般常提到的陈鹤、谢时臣和沈仕等人，都是徐渭的朋友而非师长，并且从这三位的存世画作来看，都与吴、浙两派有关，并且要比徐渭狂纵的面貌老实规矩得多。那么徐渭的“写意花卉”到底由何而来呢?或者说是从何取法?受到了哪些画法的影响呢?
明 徐渭 《三清图》轴  200.85cm×100.8cm纸本水墨 南京博物院藏明 徐渭 《三友图》轴  142.4cm×79.4cm
纸本水墨 南京博物院藏
我们从徐渭现存画作来看，徐渭绘画风格的成因与陈淳有大同小异之处：
(一)受到了吴门画派中的写意花卉的影响。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或许还有周之冕写意花卉法，特别是陈淳的写意花卉应该是徐渭直接取法的对象。比较陈、徐二位的画作不难发现，无论是具体花卉的写意画法，还是长卷形式的间画间题分段折枝花卉的构图法，徐渭都是亦步亦趋受到了陈淳的影响。明 陈淳《水仙图》扇面
22.7cm×47.5cm 金笺设色
1514 年 上海博物馆藏
(二)受到了院体浙派山水画技法的影响。院体浙派山水画技法中迅疾的用笔、遒劲的线条处理、大胆淋漓的用墨均与徐渭的写意花卉画法息息相关，尤其是徐渭画作中有所谓“泼墨”的技法，与吴伟、张路、汪肇、蒋嵩等山水用墨法一理相通。吴伟《溪山鱼艇图》轴  纸本设色
270cm×173.5cm   故宫博物院藏
(三)受到了当时画坛吴、浙两派之外的所谓“逸格”画风的影响。如史忠、郭诩等，在他们的画作中，画家运硬毫笔，用看似漫不经心、不加修饰的，甚至是带有一些粗鄙不羁的笔法在画面中横涂竖抹，使得画作呈现出一种荒率狂野，却又强烈生动的面貌。史忠《一溪秋色图》册页
30cm×40cm  纸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徐渭的写意花卉是对上述三种画风和不同技法取法的结果，也是符合自身条件的取法。他的画没有文徵明那样画风讨人喜爱，后者从学者流布天下，一派大宗师情怀，也不会有董其昌那样要收拾旧画坛，开辟新天地的使命感。徐渭于画，要么为生计考虑，要么聊写胸中“郁闷”之气耳。他的画作，在娱己与娱人方面，明显偏重于前者，更多的是画给自己看的。在徐渭出狱之后，卖画为生的愿望才开始变得强烈，这一点我们从存世画作的创作年代以及数量上可以窥见。明 徐渭 《黄甲图》轴  114.6cm×29.7cm
纸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徐渭自身的实际情况是，他没有吴门或者浙派画家那样长期大量的绘画实践，绘画技法也没有得以反复锤炼，他的画既缺乏社会所认同的吴门画风中温和平顺、儒雅端庄的气质，也缺少浙派画风所具备的各种题材皆擅长、画什么像什么这般娴熟工能的技法。徐渭的应对方法是：重复描绘同一物象，甚至连同一题画诗也反复使用;运用简单的构图，如长卷形式的间画间题分段折枝花卉的构图法;“泼墨”一般的大笔或简笔挥写，以一种非主流的，近乎“狂纵”的面貌示人(在这一点上倒是与历代画僧的绘画创作选择暗合)。虽然画的内容以花花草草为主，但细读题跋，多是为排遣自己心中块垒所做，如此画作，不为时人关注重视，自然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