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世宁像
据与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同时的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说，登基不久，乾隆即“让郎世宁教士在他寝宫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作画”，而且“经常到教士屋里看他作画”。〔1〕另一位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则说，乾隆甚至自称为郎世宁的弟子，在“服丧期间的大多数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要与郎世宁修士一起待上好几个小时”。〔2〕这些记述，很可能是乾隆对郎世宁眷顾有加，二人之间存有超乎寻常关系说法的众多信息源之一。对于经历了雍正禁教噩梦的在华耶稣会士及其他欧洲传教组织成员而言，此类信息的传播，对于在北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营造一种宽松良好的传教环境至关重要。在此情形下，有关说法的客观性就值得怀疑。
一
据《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兼在华耶稣会士史事嵇年》〔3〕及《清宫廷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等档案材料，〔4〕郎世宁在雍正和乾隆年间总共受赏17次。
统计显示，雍正时期的郎世宁在13年间获赏9次，而乾隆时期的郎世宁在30年间获赏8次。如联系到郎世宁在乾隆二年的受赏源于他和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徐懋德(Andreas Pereira)、巴多明、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等人一起进献西洋绘画颜料的情况，〔5〕乾隆的主动封赏实际上只有7次。不仅是频率，从赏赐的内容看，乾隆也无法和雍正相比。如雍正不仅赏赐有帽子、衣料，更两度赏赐御笔。金银方面，郎世宁在雍正年间曾获赏一个金锭子、六个银锞，而在乾隆年间则仅获赏一个银元宝。
二
郎世宁在雍正和乾隆两朝的不同待遇还表现在对其工作室的装修与维护上。
统计显示，郎世宁的工作室在雍正时期的13年间曾装修、维护过10次，而在乾隆时期的30年间仅有可怜的一次，而这仅有的一次还只是在室外院落里搭建遮阳用凉棚。
乾隆的“吝啬”在另外一件小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乾隆八年(1743)三月二十九日：
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首领郑爱贵传旨：郎世宁图书小了，着造办处放大些，做图书二方，一方刻“臣郎世宁”、一方刻“恭画”，不要好石头。钦此。〔6〕
“不要好石头”!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对于拥有无数奇珍异宝的皇帝来说，一两块好石头算什么呢，但乾隆偏偏特别交代用一般的石头给郎世宁刻制印章。与赏赐自己宠臣时的慷慨大度相比，〔7〕乾隆在小“石头”上的斤斤计较充分表明，郎世宁在其心目中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