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刻工，史不载者众，而所载者又仅载其名，不载其事，盖刻工之卑微。然刻工中，有善书者，若南唐王文秉，尝冠绝一时。本文就南唐刻工王文秉相关事宜做些考辨。
姓名小考
王文秉，或曰王文炳。然徐铉《稽神录》、欧阳修《集古录》、朱长文《墨池编》等，皆记“王文秉”名。“王文炳”名，始见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
偶读刘跂《暇日记》，亦载此事云：“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题云：‘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摹勒，校对无差。’”
由是《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六艺之一录》《佩文斋书画谱》等，或转引或直书“王文炳”，以致今人常混淆之。
清汪宗沂所辑《李卫公兵法辑本》卷三“凡例”曰：“所据《通典》乃宋岭南王文炳刊本及武英殿本。”又虞万里《北宋本〈通典〉刊刻年代和学术价值》一文考证：北宋本《通典》为国子监本，时间定为11世纪上半叶，且北宋本刻工署名中并未有“王文炳”字样。可知汪宗沂所云“王文炳”非北宋时人，亦非南唐仓曹参军王文秉。又《元诗选三集·甲集》载南宋诗人房皞《白云子集》中有《寄王文炳》诗一首，诗云：“爱客孔文举，能诗陆士衡。十年求识面，千里饱闻名。郁郁兰芝秀，萧萧风露清。几时樽酒畔，容我话平生。”可知房皞与王文炳至少有十年之交。故可推想此“王文炳”应为南宋时人。而陶宗仪的《辍耕录》所言“王文炳”或为刊本之误，其后以讹传讹。故知此南唐仓曹参军实名为“王文秉”，非“王文炳”。
明清时人，有误以“王逸老”为王文秉者，然谬。《墨池璅录》卷三云：
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善篆与八分，其命名有欲抗右军者，不知何氏人，疑即文秉也。
杨慎此处仅是疑“王逸老”即“王文秉”，而无确凿证据。其后《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一引《紫桃轩杂录》云：
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号王逸老，欲与逸少相抗。
《砚山斋杂记》亦云：
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号王逸老，意欲与逸少相抗，皆以其人偎琐，世不与其书名。
此二者皆云王文秉即王逸老。而《弇州续稿》卷一百六十一《羔羊居士饮中八仙歌》跋文云：
羔羊居士者，名升，逸老其字也。宣和中，尝以草书进御得官。此卷少陵八仙歌，暮年纷披老笔，有怀素、杨景度遗意，乃其字逸老，遂欲弟视右军，何也?得非所谓骑驘駸駸欲度驊騮前耶?!杨用修识其意，第疑其为南唐王文秉，则大误矣。
王世贞此处已确指“逸老”乃王升之字，非王文秉。由是知李日华等以王逸老与王文秉同，乃纂误。
书法及刻石小考
王文秉，生卒年不详，南唐时人，仕南唐为左千牛卫兵曹参军、右千牛兵曹、仓曹参军，丹阳(今属江苏镇江)人。王文秉工小篆，体甚精劲，遗迹可宝，《集古录跋尾》云其篆书“远过徐铉，而铉以文学名重当时;文秉，人罕知之者。”又《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十三《跋永城县学记〈嘉祐八年〉》载：
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长干戈于积尸白刃之间，时时犹有以挥翰驰名於当世者，岂又唐之余习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鹗、郭忠恕之楷法，杨凝式之行草，至於罗绍威、钱俶皆武夫骄将之子，酣乐於狗马声色者，其於字画，亦有以过人。
又《集古录跋尾》卷十评王文秉小篆云“五代干戈之际，士之艺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学者可不勉哉!”可见欧阳修之重王文秉，尤重其于乱世之际犹能工于小篆而驰名。然《集古录跋尾》卷十云：“有王文秉者，其笔甚精劲，然其人无足称。”又《砚山斋杂记》卷二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皆以其人偎琐，世不与其书名。”王文秉不足称，因其人猥琐，人品不高，世不予其书名，故人罕知之。因人废书者屡见不鲜，王文秉亦然。
《集古录》卷十《跋王文秉紫阳石磬铭》云“文秉之书罕见於今也”，可知王文秉书迹于宋初便寥寥无几。今不获见其书迹。
王文秉既工小篆，又善刻石。王文秉家世善刻石，其亦是南唐精良刻工。《稽神录》有言：“右牛千兵曹王文秉，丹阳人，世善刻石。”《说学斋稿》卷一又言：“读南唐保大时所建《佛窟寺碑》，实王文秉所刻，文衰弱甚而刻字殊精好，摩挲久之而去。”《宝刻丛编》卷十五、《宝刻类编》卷七载其刻石多方。南唐中主李璟于保大七年(949年)精选府内古今法帖，命王文秉摹勒上石，后人名之《保大帖》。《南村辍耕录》卷六云：
偶读刘跂《暇日记》，亦载此事云：“马传庆说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题云：‘保大七年仓曹参军王文炳(即王文秉)摹勒，校对无差。’”国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将书馆所有增作十卷为版本，而石本复以火断缺，人家时收得一二卷。
其后诸书所著南唐保大年间刻帖之事皆从此出。因此，丛帖于宋初便已鲜见，其后更是难觅，故后世多质疑其存否。然近人林志钧《帖考》之《南唐刻帖考》曰：
又或谓元宗并无刻帖事。然保大年命王文炳(即王文秉)摹刻法帖，其所刻是否即名《保大帖》虽未详，而刻帖则定有其事。此事刘跂所述甚详。跂为北宋徽宗时人，其时正法帖风行时代，而刘氏又精勤考古，观其为《泰山秦篆谱》，考证《史记》异同处甚多，其所记绝非向壁虚造，可以断言。
可知王文秉或尝刻《保大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