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在介冈》 萧鸿鸣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0年4月版
“八大山人研究”是一项艰难的开拓性工作。由此，我常会在各种场合被人问起：“八大山人研究”有什么意义?对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八大山人的生平、家学、行实与八大山人的艺术有什么关系?八大山人的绘画，对当今的绘画有什么指导意义?理论与实践到底存在着哪些关系?等等一系列涉及现实的问题。有时我做些回答，有些我则无言以对。确实，人生本来就意义不大，更何况你所作的是一个三百多年前的“八大山人”研究?说到底，“八大山人研究”没什么意义!对现实更谈不上有多大的意义!
但是，“八大山人研究”有着一个显而易见，且对社会、人生至为重要的深刻背景，那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譬如说：八大山人原本是一个和尚，但后世因为现实利益，将他说成是一个道士，并煞有介事地将一个与八大山人毫无关系的“青云谱”道观建成了“八大山人纪念馆”;又譬如说：八大山人与临川县令胡亦堂的关系，原本两人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好友，却在后世的意识形态左右下，硬是将两人的交往说成是“被清廷官员扣留在临川”;再譬如说：八大山人的《安晚册》作品，原本只是表明自己在新建县桃花乡一个叫做“安晚堂”地点的作品，却被后世屡屡强加认作八大山人祈求“安度晚年”的作品。八大山人在进贤介冈失落的十五六年，《传綮写生册》当中的款署“灯社”，原本只是介冈村的一个地名，却被后世在望文生义的演绎下，作出了多种谬之千里的解释等等。
没有意义的人生，一旦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对此进行思考，且又能将你“研究”中找到的完全不同于别人的证据公之于众，将你“思想”后所得出的完全不同于别人的结果告诉大家。这个人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就添加进了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了。
以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为例，当你一旦知道了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工匠”所具备的学养以后，即使你在今天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条件，但是通过对这个艺术家的学养“研究”，艺术轨迹的“研究”，便能从中找到一条清晰，且正确的后天努力之路。八大山人的作品，以其摄人心魄、诡谲、飘逸的风格被世人所顶礼膜拜，后世的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注意到他的生平、身世，以及其思想变化的背景，那这种学习，当然只能是“隔山打牛”的模仿，何谈精神实质与内涵?“研究”的目的，则可能为那些尚在黑暗中寻找出路、不辨方向、不知道何处是尽头的人们提供引途的北斗、困惑的明灯。而“辨明是非”的“研究”，则在于后人不会将一个道士的作品拿来当作一个和尚的作品来“学习”，来“追随”，若果真是那样的话，南辕北辙当然就不可避免了。
这，或许是“八大山人研究”的一个根本意义所在。
西人有言：“历史是一个不断争论的过程”。我在三十多年的八大山人研究中，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与自己争论、与别人讨论的过程。这个争论过程，不管是对史料、文献的搜集，对文献的甄别，对事件的考证和阐释，我一直努力恪守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原则，并将此作为支撑我不断与自己、与别人争论、讨论的基石。其争论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将尘封的点滴史实，连贯串并起来，打破文献与文献之间的藩篱，使其中的相关性和紧密性，能在同一个事件中，融会贯通于人物、事件的生发与结果，从而使自己的“争论”，尽可能地接近事实。而这争论的一切，又都必须是建立在“实证”“实事求是”与严密的逻辑性基础上。
以《八大山人在介冈》一书为例，我与自己的争论就多达数处。这些争论，有些是因为当年所占有的文献、史料的局限性;有些是当年的“存疑”，在新发现的文献和史料佐证下，得以坐实的争论;有些则是自己的学养、储备不足所造成的。
在《八大山人在介冈》的撰写过程中，因我自藏的《进贤县志》仅有清道光三年(1823年)和同治十年(1871年)的两个版本，依据这两个版本中对“颖学弘敏”“八大山人”“朱徽”“饶宇栻”“饶宇朴”等人的记载，完成了初稿。但是，这个初稿的考证结果与文献之间却出现了偏差。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不得不再上图书馆，去检索八大山人尚在世、与这些所涉人物年代更接近的康熙十二年刊梓的《进贤县志》。这一对照，问题终于找到了。道光、同治《进贤县志》当中与康熙《进贤县志》诸多的不同和错误。促使我不得不将前后跨越二百多年的三个《进贤县志》版本中有涉“介冈”“颖学弘敏”“传綮”等人的记载进行全面的甄别和订正。由此，将初稿当中对重点人物饶宇栻的考证，做了相应的调整，其全书的结构，亦做了较大的改动。这种自我“争论”过程，不仅使初稿中出现的偏差得到了纠正，更将我发现的这些问题，专门开辟一节来讨论。其目的，就是希望后人在仅有一种文献的基础上，不会“各执一词”，重蹈文献误差所带来的无休止“争论”错误之中去。而这种“争论”的结果，当然也会使自己的结论，更接近事实，其阐释，也就具有了“更为合理”的趋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