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77年夏天，我从沈阳去北京人美社《连环画报》编辑部改稿。车行倥偬间，我翻出书稿，思量如何修改。对面坐着的一位身量中等、一副精干爽朗模样的中年人对我说：“小伙子，你是搞美术的？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你的画？”接过画稿，他细细浏览了一遍道：“画得不错，你是哪里人？干什么？去哪里？……”于是，我们就有了一番互相认识的交谈。他就是曾任青海省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朱乃正先生。车抵北京分手时，他提出择日带我去见他的好朋友卢沉、周思聪先生。对当时的一大批学习美术的青年朋友来说，卢沉、周思聪是大家十分熟悉、也十分敬佩的中年画家。
两天后的傍晚，阵雨欲降，天气闷热。我如约准时赶到白塔寺，跟着朱乃正先生在一色青砖瓦屋的京式小胡同中转了不少弯，叩开了卢沉、周思聪先生的家门。应门的是卢沉先生，惊喜、握手，那时还没时兴访友电话预约，朱、卢两位先生老友相逢，那份久别再见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跨进大门，朱先生一路嚷嚷道：“思聪，我给你带来了个不错的学生……”走进先生并不宽敞的居室，见过卢沉先生的老母和一双尚在学龄的儿女，就来到卢、周先生的画室兼卧室。朱先生迫不及待地说：“思聪，这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孩子，画得不错，好好教教这孩子。”周思聪先生与我想象中的女艺术家形象相去甚远，中等偏高的个子，长方形的脸形淳厚中透着清秀，短发型、素色布衫，和上唇蓄起短髭的卢先生毫无名画家的作派，倒是显出十分的淑娴和端庄仪态。她说话声调不高，语气从容平和。沏完茶，招待了朱乃正先生，便领着我来到靠墙书桌大小的画案跟前，和我扯了些家常，接着从笔筒中拣出一支羊毫笔，濡墨为我做起示范来。先勾勒、后敷墨、再填色，皴皴擦擦，徐徐信笔，不紧不慢，画中一个闽南少女挎着满是蔬果的篮筐，右边是几片水墨滋润的芭蕉。简洁明快，于注重勾皴的北派画风中糅进了南方画派的灵秀，夹杂一些没骨画法。先生边画还为我做些讲解：例如，用线与用墨的前后关系，用色与浅罩淡染的方法等。约一个小时光景，先生觉得满意了，才题上《采归图》，还蘸了些许浓墨为我写上：“冯远同志存念。”盖完印章，朱先生便唤卢先生说：“你也来画一张。”也许是在北方生活多年，同为南方人的卢沉先生英俊壮硕中颇具北方的敦厚坦诚。他也是边讲解，边画了一幅一叟一童下棋的《对弈图》，乃正先生和思聪先生在一旁说说笑笑，好不热闹。朱先生历数了分散多年、身居异地的老同学们的近况和蒙冤青海期间的种种轶事、趣事，达观的人生态度时时为舒心的笑声打断。由于父亲的相同遭遇、家庭变故和自己的“农工”身份，从那些笑谈的轶事、趣事中我能分辨出艰辛苦涩的分量。也许，与底层大众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生活磨炼经历，正是成全一位富有同情心和道德责任的艺术家的人生、艺术必修课吧。卢沉先生画了一位侧面席地盘坐的老者，以水墨设色为主，又画一个相向而坐的孩童，那神态一个沉思状，一个天真状，背景是几抹疏朗的枝叶，笔简意赅，饶有情趣，然后也为我题上了边款……
收起画作，三位先生一同询问了我的学画经历，勉励我在任何境况下，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志向，要坚持努力，还说遇到困难可以去找他们。朱先生更是打趣地说，我看这孩子，将来行！等等。是时，窗外大雨如注，屋檐下淌水几成水帘，时近午夜，方雨敛风歇。先生的儿女早已梦中去了苏州。思聪先生的婆母执意留朱乃正先生和我过夜，但初次造访的我，怎么也不该添扰先生一家，而朱、卢、周先生是多年未聚的挚友，该有叙不完的故事，我再三告辞。黑暗中先生送我出门，我向三位先生深深鞠躬，已记不得当时还说了什么感谢的话，随后就将示范画放在贴身的衣袋中，蹚过积水横流的胡同，沿着地安门大街回到北总布胡同招待所。
翌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浙江美术学院方增先教授的研究生，原以为此生已与踏进大学校门无缘的我，却意外地受到上苍的眷顾。我的愿望能够实现，是和朱乃正先生、周思聪先生、卢沉先生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生命之旅，何其漫长；颖慧敏求的莘莘学子，何其之多；但是人生、事业的成功道路上，离开了众多师长前辈的关爱扶携和机遇的照拂，个人的努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几年后，我作为浙江美术学院的教师去拜望先生，三位先生都非常高兴。朱乃正先生更是兴奋，连说，想不到。此后的每次晋京，我都抽空去先生处小坐一会，带着某种感谢之情，带着永远的尊敬之情。我一直关注着朱、周、卢三位先生的创作，从乃正先生的《屈原颂》到《青海长云》，从思聪先生的《矿工组画》到卢沉先生的《机车大夫》，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这三位思想在逐步走向深刻、理念逐步获得升华的艺术家那颗至善至爱的心。也许是病痛折磨了他们，同时也启示了他们，这是一颗平凡而又超凡的心。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感到他们真正接近并把握到了“众生-人性-生命-人的真谛”这样一个宏大命题。这些思想的深度经由作品的表形式和潜形式发散出来，它使任何说教都显得黯然失色、苍白无力。
而今，我亦为师，我亦为艺术家。每每遇见那些带着真诚渴求的目光希望得到我帮助的青年人，尤其是来自生活底层的孩子，当年几位先生待我的情景就萦回脑际，我就无法将他们拒之门外，我就无法不为他们的每一次成功、进步感到由衷的欣慰。冥冥中影响我这样去做的，大约就是先生们传递给我的某种“精神”吧！这种“精神”能够映现艺术家的人格、品德；这种“精神”也引导着艺术家以仁爱之心和眼光去拥抱这个我们赖以存生和爱怨交织的世界；这种“精神”应该作为火炬被一批批青年人承接传续下去，成为感化众生心灵的烛焰光照。
接到乃正先生忽然去世的噩耗之日，我正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与樊锦诗院长谈工作。痛失英杰，相信是海内外众多同道的共同心情。此前，我曾去301医院拜望先生，我和先生握手笑谈，没有太多语言，有的是一种心灵的默契。先生矍铄依然的目光中仍透出那种执著人生的神情，这是令我十分高兴和感动的，没想到半月后就天人永隔。
往事如烟，往事难以令人释怀。写下这些文字寄托我的感激之情，也算是敬献在先生灵前的一束小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