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暑期，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走了广西、贵州、四川、湖北几个省，用画笔记录着沿途的风光，也时时写着行走笔记，那时胶卷拍照很贵，所以画得更多。在三峡的船上意外看到装潢系79级的两个同学，很有“他乡遇故知“的兴奋，出了三峡，就是湖北宜昌，这时身上仅剩十几块钱了，如果直接坐火车回北京，这钱还算够用。可是，我心中始终默念着河南，因为我曾在图书馆里一遍遍地翻阅《巩县石窟寺》和《南阳汉画像石》两本黑白画册，还对临过其中的图片。凭着我平时积累的地理知识，我觉得去南阳和巩县，还是比较顺路的。如果昼夜兼行，不在中途停留住宿，还是能够回到北京的。于是，便坐火车北上。
天一亮，火车到了南阳，我一头扎进南阳汉画像石博物馆就是一整天。我如饥似渴地临摹着没有任何遮挡的实物，不知不觉到了闭馆的时候。这时，一个管理员阿姨走来跟我说：“已经闭馆了，我也要下班了，你明天再来吧。”我恳切地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南阳了，还要去巩县，再给我一点儿时间，我就能多看一会儿，多画一些。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也讲过这里的画像石，我在图书馆还临摹了一些汉画，都没有我今天亲眼看到的这么好。”然后我又拿出介绍信，“我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利用暑假到这儿来，已经走了好多地方，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如果我明天再来的话，还要再找住处。”她看了我的介绍信，感慨学生不容易，也替我没有钱犯愁。那是人人都没有钱的年代，全国物资匮乏、粮食紧张，粮票、布票、面票、棉花票等各种票据充当了必需品分配与购买的凭证，人们手头上几乎没有什么钱，更不会想到“囊中羞涩”一词。她嘱咐我说：“那你今晚就在展厅吧，你可以睡在那个大长凳子上，但你千万别开灯，要不就会有人来查。天黑前，你还可以画俩小时。”在感激与喜悦之中，那一晚，我成为南阳汉画像石博物馆的守护人。
从南阳到巩县下火车后，才知道去石窟寺已经没有车了，就一路走去，累得快走不动了，看到一个赶着牛车、面色黝黑、光着膀子的汉子。他问我天快黑了去哪儿？我说去石窟寺。他说自己家在那附近，也正赶回去，并自言自语说“路远着呢，这么走，到天黑也走不到”。我告诉他自己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想去石窟寺，搭您车行不行？并拿出介绍信给他看。他惊叹道：“你是中央来的呀，我给中央赶牛车很光荣啊！”于是，我便坐上了牛车，随着牛车慢悠悠地颠簸，像小孩儿在摇篮里，幸福地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拉我来的汉子告诉我已经到石窟寺了。他说：“石窟寺已经关门了，你要去哪儿住啊。”我去敲石窟寺的门，传达室的大爷应声出来，我又拿出了介绍信，他一看说：“你是中央来的呀。”我如实告诉他自己的情况，并希望在这住一宿，大爷同意了。这时，门口的汉子跟大爷说：“我把这娃送来交给你了，中央来的，你好好照顾他，我回家了。”我连忙跑出来拉住汉子问他怎么称呼，感谢他一路的帮助，他说自己叫“白大汉”，我顺手把他的名字记在了速写本上。
石窟寺——巩县文物所的传达室，实际上是一个小门房，里面有一个小土炕和一张破木桌子。大爷带我去寺里的自来水井打水，我对着出水的铁管咕咕地喝起来，记得大爷看了说的“娃渴得像条狗”。回到值班室，我开始整理速写本，计算还有多少张纸可以画，这时大爷跟我说：“我家里有事，要回去一趟，你替我值班吧。”随后给了我手电筒，并嘱咐我“谁敲门都不给开”。他走了，整个石窟寺忽然成为我一个人的，我拿着手电筒，激动地照来照去，并借着手电光画起速写来。那晚的石窟寺特别美，不仅有皎洁的月光，在手电的聚光中，一个个造像静谧而优雅地呈现在我面前。第二天一早，大爷就敲醒了门，并给我带来两个玉米面饼子！我简直是热泪盈眶。他说：“知道你昨晚就没吃的，但是这周围也没有饭馆，我回家也是为了给你找点吃的。”
到了巩县火车站准备回北京，身上只有五块钱，补票不够，我跟列车员说自己要回学校上课，让我做点什么补车票吧。他说：“那你扫地吧。”于是，我做了列车的保洁员，一路“扫地”回了北京。
30年后，我又回到了巩县，住的是星级酒店，享用的是美酒佳肴，但我仍常常想起当年的牛车和玉米面饼子，并一直在寻找当年的白大汉和那位看门的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