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结婚，是和成家和女士。当时，成家和较之一般的女孩子，是很美的，她的容颜、体形、风度、神韵皆美。可惜她不够完美，思想品德和情感操守没有像外在那样美。
成家和起初是跟我学画的，她也是美专的学生。当时她如果肯下决心，肯摒绝十里洋场声色犬马的诱惑，能够在自己的全部生活感情中，找到一块建造艺术殿堂的净土，她会成为一只凤凰、一朵奇葩。可惜她没能做到。我这样看她：成家和虽然没有陆小曼那样博学，嗓音和语言修养上也不及小曼，但是她却有自己的特点：凡是她认为好的东西，她总要争取，凡是她喜欢的事情，她一定要做，决不犹豫。但是，她这种执著和认真，并没有用在对艺术的追求上，不是为了创造自己的一个光明世界……
我认为，任何时代的年轻人，在时代的大潮面前，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不是站在潮流的前头，在激流上奋进，就是随波逐流。没有绝对的“观潮派”。
作为30年代的女性，成家和思想感情的发展，不能与当时的潮流脱开。我认为，一个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在生活中常常不能做到这三个方面：“甘淡泊”“守节操”和“耐寂寞”。但这是很重要的，对一个已经涉足名利场的妇女尤其重要。当艺术家，自然没有权贵、显要的奢侈生活，因此，“甘淡泊”不容易，好像半路出家的和尚，没有大彻悟，是达不到对花花世界中的脂粉酒肉深恶痛绝这一境界的。这里讲的“节操”，并非封建的贞节，也不仅仅是苏武牧羊所秉的节杖，而是对品格的自我要求。不怕人所侮，务在不自轻。当然，接下来的“耐寂寞”更难。佛教徒修行，立大愿者要坐关三年到五年。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打坐五年，这个“耐”字是很难做到的。盖叫天在那么多劲敌中独创一派，就是经得起这个“耐”字。耐并非软弱，更非怯弱，而是一个坚韧和刚毅的表现。成家和离我而去，只是我们夫妻生活的一个变化。但是，她离艺术而去，离艺术创作的潮头而沉沦，被四周数不清的浪头中的一个浪头打昏了，席卷而去，这是她不能“甘”、不能“守”、不能“耐”的结果。冷静地剖析一下我们当年的婚变和离异，我也从中总结了一点东西。对一个曾经愿意上进，也确可有所成的女青年，我们年长者——无论是老师、兄长、好友或者丈夫，应该事先多加诱导和指引，而不是事后的堵截。我作为兄长和丈夫，不能在百忙中挤出更多一点的时间去关心、研究和帮助一个曾经狂热地爱过自己，并且仍然被自己钟爱着的女青年，又怎么能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
成家和从一个清苦的女学生成为美专校长的妻子，很快适应了那种所谓上流社会的交际生活。其实，我虽有虚名，生活却并不充裕，尤其无法满足家和对物质生活的迫切要求。实际上，我们结婚不久，就开始暴露出夫妻之间有一点小小的隔膜。当然，开头由于师生的结合，她有话还不会直说。我察觉到，她一个人坐在卧室里，神情沮丧，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似乎黯淡了。我问道：“家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没有……”家和掩饰地一笑。“有的，你的眼神告诉了我。”经过几次追问，成家和终于说道：“海粟，我说实话，你不要生气!”我说：“你是我的学生，对你，我可以谅解，不会苛求。再说，你又是我的妻子，你对我讲的话，是讲给我一个人听的，就是不对，我也高兴。”但是她却露出一丝苦笑道：“算了吧，我不希望夫妻之间有裂痕。”我感到她晶莹的泪珠滴在我手背上，“家和，你再不说，我可要生气了。”
晚上，她终于说了：“海粟，你过去是我的老师，现在还是我的老师。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你是我的丈夫。我当初大胆地追求你，有幸当了你的妻子，我是付出了代价的。”我听了这番话，并不以为忤，并且含着歉意说：“确实，像你这样一个才貌出众的姑娘嫁给我，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你是美专的校花，当时有多少人追求你，你却嫁给我这个结过婚的中年男子。我徒有虚名，又无财产，更无赚钱的本领，我不能尽力使你过得更舒适些。”
但是家和却说：“我所计较的，倒不仅是这些。我是学艺术的，我对精神上的要求更多。我认为，你虽爱我，但更爱的不是我。对艺术、对工作和朋友，你都看得比我重要。一个普通朋友的信没有复，一盆不值钱的花草没有浇水，你会对我发脾气，但是你忙得连我和孩子的生日、我们结婚的日子都忘了，却一点不感到歉意。甚至偶然有个星期天，有个可以偷闲的晚上，你都会泡在楼下会客室里，和那些不相干的来访者作毫无意义的‘海阔天空’。他们来访你，有的是为了好奇，为了炫耀，也为了想得点好处，你却甘愿把等了多日、想和你说几句话的妻子丢在脑后，为那些不负责任的年轻人忙碌。”她越说越激动，“这无非说明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无足轻重的!”
我听了这番话，忍不住说：“家和，自从我们相识，我不是一直在这样做吗?当初你还仅仅是我的学生的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希望我匀出一点时间为你们讲解的吗?我们年长者，又是有了一点社会基础的人，应该尽力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摆脱困境，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怎么可以说毫无意义呢?艺术家要有宽大的襟怀，我应该让他们海阔天空地驰骋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境界里!”家和顿时抢白道：“可是你是一个负有责任的人，你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该休息时就要休息好。何况你还是一个妻子的丈夫、一个孩子的父亲，你有关心和爱护他们的义务。”
当时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计较，就严肃地说：“家和，你的话有点过分了。我是你的丈夫，我当然爱你。但是我不能完全属于你和孩子们。当然你是辛苦的，不仅要照看自己的孩子，还要照看我前妻的孩子。你是为我分担了不少责任，但我也没有浪费自己的精力。我是怎样过来的?我16岁从老家逃婚出来，上海并没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在等我，也没有一所现成的艺术殿堂在等我这个贫困的青年。我为了什么?我把年迈的老父亲丢在一边，直到他临终才赶去相见。我苦苦奋斗了这些年，既不想升官发财，也不会化缘敛财，你嫁给我这个穷画家、徒有虚名的大学校长，你确实也没有得到什么幸福。但是你说过，你是为了支持我的理想、为了爱我献身的事业而爱我的。你难道都忘了吗?”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好像我们夫妇之间缺了点什么，但我讲不清楚。我觉得，真正开始在感情上淡漠的不是我，而是她。因为她对我所献身的事业、对我所乐意担负的社会责任——关心人、帮助人和造就人的使命，开始冷漠起来。由于这种冷漠，必然使我们夫妻感情淡漠。当然，我也知道，要改变这种局面也容易。那就是我丢开自己的职责，像那时候社会上的权贵、阔老那样，无视民间疾苦、无所精神追求地把精力放在心爱的姨太太，甚至一条巴儿狗身上——尽管时过境迁，可以再换心爱的女人和心爱的狗。但这对我来说，是绝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