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中的款识题跋或是书法作品的创作，都是基于文字的书写，鉴识所书文字有无误或文句中的乖谬不通之处，也是鉴定工作内容之一。涉及这方面的鉴定例证，常见的是错诜字，即书写时写错讹字，造成文义不通而出现错误。这种现象基本来自两种情况：一是书画家本人笔误，不仅有丢字、漏句、错字的现象，甚至连题识中的年款干支都有写错的，如唐寅(1470-1523年)晚年的书法由于行笔迅捷便常常出现错字、重字、漏字或改字，他的《桐山图》卷把自题诗中的“钓”误写为“钩”，这应是疏忽所致。唐寅的这种毛病在他的作品中曾多次出现。传世的董其昌、祝允明等名家的作品也能见到误字，因此不能笼统尽以伪本视之;二是写者在临摹抄录原来作品的文句时抄错讹字而误写，或是作伪者对于原作中的某些字辨识不清而写成错讹字。如传为唐柳公权的《兰亭诗》卷，其中“伐木”二字误书成“伐水”;“夫子”书成先子“。”伐木"之讹化是显然不通，试想柳公权连夫子、先子都辨不清，是决不可能的。
至于传世名家书法或题跋中，若见到臆造乖谬的内容或极不通顺的文句，不可能出于其人之手，就可质疑作品的真实性。如文徵明行书《醉翁亭记》册后有文嘉一跋："右《醉翁亭记》乃家君庚子岁书，时方七十一岁，故笔墨精妙如此。今已踰十八年矣，虽法老苍，然精神终不逮此矣。嘉靖己未六月嘉记。以儿子批评父亲的书法''精神终不逮此''，巳觉不合，在“七十一岁”前又加一“方”字，更觉可笑，岂能出自承继家学的文嘉之手，《醉翁亭记》的真伪就可想而知了。过去，老古玩行一直流传着造假售假会遭“阴谴”的说法，有的作伪者往往故意露出蛛丝马迹以卸责任，避免“阴司”惩罚，并非出于作伪者的失误。因此，无论遇到哪种情况都要审慎而辩证地看待问题，应以作品本身的判别为主，分析出现错讹字的种种原因，综合起来一并考察，结论才不致出错。
总之，书画作品中的错讹字问题需要客观地看待，如果书画本身没有疑点，错讹字的出现可能是作者的疏忽所致;如果作品本身不可靠，便有可能是作伪者出错或是抄录了原作中的错误。而传世书法墨迹或绘画题跋中的乖谬失实的内容或极不通顺的文句，经过目鉴与考证找出破综，就能断定作品的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