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不易,人物尤难。而将人物置于山水自成逸境且融蕴相生却是难上加难!
以品格气韵超逸而独步画坛的张文江,于锱铢积累和日日浸润中,靠着深邃淡远、清刚劲健的笔触,自宋元明清一路取舍扬弃,以宽和谦逊的人格,完成了由早期的严整渐次趋向简逸、清远的超越。其笔下的人物或高士或书童或樵夫或渔翁,凡此等等,经过他的高低酝酿,或墨色淡雅或笔法苍润或气韵淋漓,其置于人物前后或左右的山水,岩岫萦回,层峦叠出,林木亭台,悠远深邃。或展现烟云变幻之功,或凸显山川凝静朗澈之美。这就是富含山水意趣的张文江人物画给人的顿悟。
经年累月,他以满腔的热忱钟情山水自然,在时代的坐标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
筚路蓝缕,他以时代的笔墨融会自然心性,兼顾现实群体的生命,蕴含社会的悲欢哀乐。
这是张文江作为纯粹艺术家必有的使命感,也终是他的艺术生命。怀着这种使命,他在现实中不迷失、不浮浅,以清远旷达、素朴淳厚的澡雪精神,追索静寂、纯粹、丰富的艺术,从而与纷扰喧嚣的世俗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如他的为人。张文江人物画的淡雅、超逸源自他素朴淳静的心灵,他实在忘却了世俗所奔竞的一切,而以磊落的行笔表现意境。他于静寂之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在“以社会为沉浊”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逸境中,蕴含着至清至刚之气。这气韵实则以清健为其基底,不为世俗所污染,不为欲望所束缚。有了这境界,笔墨所致,皆全其妙。他实在是由“观物之意审”而把握到了人物之精髓,精神所出简逸平淡。这是惟经陶铸之功、汰渣存液之力方具的素朴淡雅,这正是他笔墨的主旨,这正是他人物画境的深度。
绝意纤尘、忘却纠结的张文江,由素朴淡远的表象深入进去,把握住人物的生命、骨髓、精神。再顺着人物的生命、骨髓、精神,把握内外相即、形神相融的情态。此时,他所思虑和再现的表象,早已被扬弃了。他“得妙于心”,将眼前的人物山水内化于心,不知不觉中,加以精神化。同时,亦将自己的精神加以对象化,从而创作出独具生命和性情的艺术形象。所谓“心静无有畦畛,无有畦畛故霜枝风叶得先成于胸次”。此时,他完全沉浸于生命之意审所开辟的桃花源,浸入“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由是其作品便不期然而然地高明清远。特别是他在创作《金瓶梅画谱》时将笔墨对准了争议人物,创作了写意金瓶梅人物图谱,用淋漓的笔墨直面传统的隐晦。他以老辣扎实的笔墨功底,以睿智的思想深度,凭简逸的造型能力,为现实社会展现慵懒、散淡、奢侈的生活情调,嘲弄了沉疴既深的精神状态。不仅如此,他还以精简的笔墨刻画出仕女、才女等传统女性形象。以恰当浑厚的文化背景将仕女、才女与山水精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既是艺术精神的流露,亦是思想超越的挑战。
素朴纯粹的张文江,面对挑战,每一次都以清逸的境界超越而过。这实属不易!这种超越如果缺少明朗的心态、正派的品性、澄明的胸襟很难实现。况且,这种超越实在要求超越者具备“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宽和生命阅历。那么,现实中的张文江遇到了怎样的社会嬗变?经历了怎样的生命跌宕?为何不可把心中郁勃愤悱之气直接生发为刚健纵横之笔呢?这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张文江不得不令人往其精神深处探寻的原因。由此知晓他是以清健、宽和的心性在画坛中自成一格。
他在创作“高士系列”时,清晰地向现实群体展现出自身独特的超逸清健心性。那“独上高楼的隐士”,闲坐亭榭,从容而沉寂,几乎听不到他的任何声音,他无须向现实群体表白一切,因为超逸的心性已为他选择了精神的旨趣。那经历一夜“西风凋碧树”的高士,面对山水,心迹虚静,他真的需要以自己的清明高远归于“明月印千江”的诗意。那“丹青隐墨墨隐水,似淡又浓绝天机”的画面,让人的心灵契合了“清风传万古”的意趣。那出入似有似无的浩渺烟波,让人忘却回避现实的孤芳自赏。那高风雅韵的山中居士,早已淡泊了自己平治天下的事功。
所以这样彰显,是张文江的心性使然。他深知倘若艺术家在创作中完全消解了超逸清健的心性,也即消解了作为保障艺术家的高洁而平静的心灵力量,这使他沉浸于人世沉浊之中,既没有人世的共感,也不能真正通向自然,那就只能停顿于卖弄笔墨趣味上。而张文江却是一位超越心性的艺术家,他在平淡的境地中绝不消解心性。相反,他更加涵养人格的刚劲和笔墨的老辣。在用笔墨展现秀润雅致的同时,折射出一种简逸高妙的意境。他不玩弄笔墨趣味,不沉浸于人世污浊之中,却善于以高洁清静的心灵吐纳刚劲清健之气,为现实群体导引精神旨归。
这便是“精神澡雪逸清明”的张文江以素朴之心吐纳人物的真正意境!艺术评论人 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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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富贵》
吴雅君作品 / 177×68cm / 软片未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