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美术学院的书法研究班中，太康称得上是以为大大咧咧式人物，大大咧咧地做人，大大咧咧地交友，大大咧咧地写字刻印，偶然画上几笔也是大格调，大不以为然的。有人说，这与他生长于东北有关，关东大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自然有大的气度，大的豪迈。我却以为未必尽然，从他的作品中，我感到的是一种超越了形式的大的内在的东西，或者说这是一种意识的东西，是进入深层次后的“动作”，而不是盲目地“过招”，盲目地横冲直撞，不讲规矩地妄而为之。
太康的书法，如果用文人书法去度量，显然是摸不着边际的，他走的本是一条以北派书法为主的路子，从笔迹的出处，可以看到《广武将军》、《嵩灵庙》、《姚伯多墓志》等作品的影子，而且无论在结字在笔法的取向上都颇为传神，可以说他有着较为扎实的北碑的基础。
“笔墨当随时代”，石涛和尚的这句话确是至理真言，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跟随时代的新思想、新思维，必然难有大成，一件艺术品，尤其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同样也无不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王羲之、颜真卿如此，北朝的那些无名氏所书的碑刻作品也无不如此。太康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不然他就不会从东北来到燕山脚下，不然他就不会丢掉以前所写的许多东西，而从一些新的东西开始。这就使他的作品明显有了时代的趣味，明显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新的东西。
太康的书法，或行或隶，或楷或篆，都有着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大度。千百年来，书法作为文人的末技，很少被像今天这样把他提到艺术的高度来对待，这就使传统的以文人雅玩式的墨戏而变成以艺术创作(含有设计性)为主的安排，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的创作模式，后一种似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欣赏标准。太康不失时机抓住这一特性，但同时又因为他平日里养成的好画、好读书、好印等习惯，便又使得他的这种带有设计性的创作多了几许内涵与兼容，更由于他天生的“放浪形骸”般的性格，所以他的书法作品可以说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性，有着开张大度的一面，也有着“文过饰非”的一面。
太康兼善治印，其印较之书法似更带有现代印人的色彩，冲破了“宗秦汉”“法明清”(这当然不是说太康不曾在传统上下过工夫)篱蕃。印章虽然在殷商即有，但到今日似更能与现代的工艺靠的更近，其艺术性当然有，但其工艺性却一点也不能排除。太康同样用学习书法的方法来治印，设计与随意相结合，大胆与细致相益彰，冲冲切切，敲敲打打，在不自然中自然地营造出了一番属于他自己的天地。开阔的大匠风范。
闲来太康也会写上一二幅所谓的现代书法作品，我想这大概正是他心灵深处按抑不住的时代精神在“作祟”吧。只是这一“作祟”还真使他出了一些像样的作品，有创见有新意也有个性。
我与太康交往不多，只是在中央美院的一次小聚上与他相遇，话很少，只道把作品交与别人看，颇有君子的谦谦之风。不过，熟悉他的朋友却对我说：“你别瞧太康平时不语，文质彬彬，提起笔来，却有翻江之势，厉害着呢!”
这位朋友的话我很相信，因为从他的作品中我已感受到了。不过，我似乎更希望太康能多吸收一些对立的东西，矛盾往往是创造好的艺术的楔子。在拥有了大拙不雕的意趣同时，能否参入一些精致与小巧呢?放一点点“味精”，感觉可能会更好。
丙子岁末于北京近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