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文化趋向保守的时代，画坛上兴起的一股拟古风，淹没了往昔那种勇于创新的作风。虽然文人士大夫好谈禅者不乏其人，但很少有人将禅宗和山水画创作联系起来，直至莫是龙、沈颢、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出现，才意识到禅宗对绘画创作的重要性。
莫是龙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夏(珪)马(远)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嗣为张璪、荆(浩)、关(同)、郭忠恕、董(源)、巨(然)、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祖、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
莫是龙的说法，似乎侧重形式的比拟，陈继儒则指出其实质上的差别，他说：“李派朴细，无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此又惠能之禅非神秀所及也。”沈颢也认为王派“出韵幽澹”，“慧灯无尽”;李派虽“风骨奇峭”，但如“日就狐禅，衣钵尘土”。董其昌更进一步说：“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北宗画)殊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董其昌极推荐王维所创的文人画，他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黄公望)、王叔明(王蒙)、倪元镇(倪瓒)、吴仲珪(吴镇)皆其正传，吾朝文(徵明)沈(周)则又远接衣钵。若马(远)夏(珪)、李唐及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李思训)之派，非吾曹学也。”显然，董其昌把自己视为王派的继承者。董其昌的画室名为“画禅室”，可见他对“画禅”颇有心得。后来他将衣钵传给王时敏，王时敏又影响了王鉴、王翚、王原祁，使王派法脉至清代仍不绝如缕。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的石涛和尚在禅学修养和绘画方面均达登峰造极之境，他说：“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也。”又说：“不可画凿，不可沉泥，不可牵连，不可脱节，不可无理，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底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这番话，如非参禅极深、画艺极高的人是说不出来的，难怪石涛能独树一帜，成名千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