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纸墨笔砚之统称也。宋梅尧臣《宛陵集》三六《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诗》：“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也称“文房四士”。宋陆游《剑南诗稿》二六《闲居无客所与度的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可见，文人和“文房四宝”是相依为命的，没有“文房四宝”，也就没有了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也可以说没有了“文人”。
而由“文房四宝”派生出来的“堂兄堂弟”，“表亲姊妹”，也就不少。纸怕风吹移动，就产生了“镇纸”;洗笔要有水盂，就产生了“笔洗”;磨墨要有水，就产生了舀水的小勺，同时产生了“水注”，也称“水滴”。搁砚的有砚盒，搁墨有墨床，搁笔有笔架。笔架有挂架，牌坊形、圆伞形;卧形如梯状。两端梯形，木柱上安短勾，可架笔五六支。
笔架即架笔之物也，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 毛笔在使用的间隙，需要安置在一定的位置，先秦汉代以前基本是以簪为主，那时的笔稍往往削成锥形，正是为了这个用途，不用时插在发髻之上，笔头凌空，不会弄脏其他东西，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插笔器具。大约在东汉后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洛阳杏园6号墓为三国魏时期墓葬内，一个双手捧孟的陶俑，赤身，眼、眉、口、鼻、耳，雕刻精细，头戴尖顶帽，端坐。左肩有一孔。此人的形象与灯奴相似，应该是汉代有以胡人作奴的习惯，因此器具常有以匈奴作造型者，油灯架称作灯奴或烛庸。这个奴庸手持的孟应该是研墨用的水孟，肩上的孔当然是插笔的笔插。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是迁都洛阳前的都城，出土的石砚台，方形，形似坐床，雕镂精美的花纹，一角有一小孔。这也是插笔之用。此砚可能是高官或皇家之物。南北朝的笔插既有利用水孟、砚台的一角，不独立的器具，也出现了独图1立的笔插架。南朝梁吴绮《笔格赋》：“幽山之桂树……根纵横而盘互……剪其匡条，为此笔格。下跌则岩岩方爽，似华山之孤生，上管则圆圆峻逸，若九疑之争出。长对坐而衔烟，永临窗而储笔。”可见是树立插笔的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