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劭雄水墨录像作品《墨水东西》.
“由于缺乏对现时性和地域性的充分认识，当代水墨不仅在世界当代艺术格局中越来越被异国情调化，而且越来越成了对传统境界的无望怀念。”策展人罗庆民在其策划的《和而不同》当代水墨艺术展的前言中写道。这种有点严肃而又忧伤的表述，源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责任感并因不愿理解和失望而显现出来。她在这句话中透露出来的普遍情绪与境况是亚洲迅速发展带动、生发、繁衍出来的“匆匆病”，它弥漫于城市空间中的所有事物和人的身上。罗庆民策划的水墨展，实际上再次涉及预防受这一事实影响的问题，以及水墨在当下仅仅只能作为艺术语言的实质性问题。某种意义上来看，水墨并非一定要像许多文化学者、艺术家所说的那样去背负过多的文化意涵与责任。当艺术家面对类于水墨这样的文化资源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考虑是否真的来自思想表达的需要，才决定是否使用它，而非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文化重构与竞争。
假如有人劈头就问：艺术家究竟与他们所使用的艺术语言有何种关系呢?传统文脉与当代艺术应保持何种关系?——或许艺术家会窘于回答;或许艺术家会马上发现一条引线、一个依据，即艺术语言可以让艺术家把问题与表达本身带到一条可靠的道路上去。在后历史情境之中，艺术家与艺术语言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几乎是不可说的。倘若我们来沉思这种混乱的情形，那么我们将几乎不可避免地看到，对此情形的任何解说初听起来都是可以理解的、甚有道理的。面对致力于艺术语言更新与使用任何资源构建艺术观、表达思想的艺术家，甚至是把艺术语言放置于工具论范畴去呈现与讨论社会问题的艺术家，尤其是当艺术家的尝试乃出于一个唯一的意图，即要表明那些让人们去留心水墨以及人们与水墨的关系的可能性。现实中，我们对他们的实践都很少会产生异议。
然而，对此，人们没必要形成一种见解，贸然以为某些艺术家对水墨语言研究和水墨文化研究作了轻蔑的判断。这类研究自有其独特的正当性，亦有它自己的价值。但是，关于水墨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是一回事;人们在水墨上取得的经验是另一回事。至于把人们带到这样一种经验的可能性面前的尝试是否成功，这种也许成功了的尝试在每个人那里会达到何种程度，这是我们中的无论谁都不能掌握的事情。这些不论多么着实的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状态之中，都会被朝向多元的话语消解或拼接——艺术面对正当性的全面开放，已无任何正当性可言。就如具有刷医保卡服务的药店中销售的花生油一样，因需求(可能性消费)的存在成为日常现实，甚至是真理。
针对近年来的当代水墨艺术展与其引申出来的水墨作为艺术语言的话题，所有讨论都可归结为水墨把人们带到能够在艺术语言上取得一种认知经验或文化构建的可能性面前。这种讨论早已存在。不过，此类讨论很少以使得在艺术语言上的可能性经验本身朝向艺术而表达出来的方式进行。在艺术家从水墨艺术语言上取得的经验中，水墨艺术语言本身把自身带向艺术而表达出来的重要性在于，作为艺术语言的水墨可以让艺术家不假思索地运用它，这样才能够保证艺术家在工作中讨论某事，进入对话并保持在对话中。这便是为何艺术语言应该让艺术家把问题与表达本身带到一条可靠的道路上去。
当代艺术家对水墨艺术语言的态度应该是：“水墨”作为艺术语言凭其本质从远处而来，稍纵则逝地触及我们。它存在，但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