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想当个画家,并没想当书法家,但后来的结果却是书名远远超过画名,这可谓历史的误会和阴差阳错的机运造成的。
了解我的人常津津乐道我学习书法的机缘: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一个表舅让我给他画一张画,并说要把它裱好挂在屋中,这让我挺自豪,但他临了嘱咐道:“你光画就行了,不要题款,请你老师题。”这话背后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看中了我的画,但嫌我的字不好。这大大刺激了我学习书法的念头,从此决心刻苦练字。这事确实有,但它只是我日后成为书法家的机缘之一,我的书法缘还有很多。
我从小就受过良好的书法训练,我的祖父写得一手好欧体字,他把所临的欧阳询的九成宫帖作我描模子的字样,并认真地为我圈改,所以打下了很好的书法基础,只不过那时还处于启蒙状态,稚嫩得很,更没有明确地想当一个书法家的念头。但我对书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也像一般的书香门第的孩子一样,把它当成一门功课,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阅帖和临帖。所幸家中有不少碑帖,可用来观摩。
记得在我十岁那年的夏天,我一个人蹲在屋里翻看祖父从琉璃厂买来的各种石印碑帖,当看到颜真卿的《多宝塔》时,好像突然从它的点画波磔中领悟到他用笔时的起止使转,不由地叫道:“原来如此!”当时我祖父正坐在院子里乘凉,听到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地自言自语,不由地大笑,回应了一句:“这孩子居然知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屋里屋外的人忽然心灵相感应了一样。其实,我当时突然领悟的原来如此的“如此”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这“如此”是否就是颜真卿用笔时真的“如此”,我更难以断言;而我祖父在院子里高兴地大笑,赞赏我居然知道了究竟,他的大笑,他的赞赏究竟又是为什么,究竟是否就是我当时的所想,我也不知道,这纯粹属于“我观鱼,人观我”的问题,但那时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就好像修禅的人突然“顿悟”,又得到师傅的认可一般,自己悟到了什么,师傅的认可又是什么,都是“难以言传,惟有心证”一样。到那年的七月初七,我的祖父就病故了,所以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通过这次“开悟”,我在临帖时仿佛找到了感觉,临帖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出现了上一段所说的事,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再是简单地好好练字了,而是促进我决心成为书法的名家。到了二十岁时,我的草书也有了一些功底,有人在观摩切磋时说:“启功的草书到底好在哪里?”这时冯公度先生的一句话使我终身受益:“这是认识草书的人写的草书。”这话看起来好似一般,但我觉得受到很大的鼓励和重要的指正。我不见得能把所有的草书认全,但从此我明白要规规矩矩地写草书才行,决不能假借草书就随便胡来,这也成为指导我一生书法创作的原则。二十多岁后,我又得到了一部赵孟頫的《胆巴碑》,非常地喜爱,花了很长的时间临摹它,学习它,书法水平又有了一些进步,别人看来,都说我写得有点像专门学赵孟頫的英和(煦斋)的味道,有时也敢于在画上题字了,但不用说我的那位表舅了,就是自己看起来仍觉得有些板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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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致远|带中华国礼章》
张忠伦作品 / 136×68cm / 软片未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