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马洪彦的画面语言中几乎看不到记忆存生的逻辑。那些图像的叙述方式、观念所呈现的潜在象征以及莫可名状的现场感却留给观者一种高级的印象：可以有很多种经过的方式，而我们从这里出发，然后也终将回到原点。
魂游的架势
一件美术作品，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象征性且不辨具体形象的，但都不改其宗，仍然是实际形象的变体。它在时间流逝的整个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复现并置换着对于已有效果的理解，它的语言不断建立并完善艺术家自身与外界沟通的桥梁。我们在马洪彦的画面中，捕捉到一种幽冥懵懂的混沌状态，同时也体会到一种极为安静的气息，马洪彦将他的思路导入到与桀骜不驯的当下发生情绪冲突的境遇之中，而以非极端的方式呈现，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寻找自己思维表达的临界点。这种以不对抗而对抗，非直接而直接表述自身观念的方式，恰好完成了马洪彦意识中艺术与现实之间语意的转换。看他的画，有一种魂游的架势，与现实有些距离，然而伴随而来的，却是艺术家内心体验的真实。马洪彦在把自身体验隐匿的同时，给观者提供了一扇窗——通过间接的方式叙述一种情绪化的感触，并把它转化成一种唯智的抽象分析——这种分析视眼渐渐成为代表他自我体验的一种奇特象征。画面语言被符号化、凝练化，带有诗意的某些特征，而也正是这种同经验现实的分离，使得他的艺术有了成为更高级存在的可能，自由地表述一望无际的涵义。
马洪彦画面中线条的节奏演绎了整个社会和时代的节奏，在观者的精神中得到理解与应和。把握一个时代共通性的感知，对于画家尤为重要。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折射”在艺术家思维中必定含有另外一种解释。正如马洪彦的抽象是在一个大工业背景之下展开的布景，带有虚无气息的隐忍之痛。他试图借助作品阐释大工业时代之与人的关系，对于人的存在问题、生存境遇问题以及情感问题的理解——以不可抗拒的空渺，赋予瞬时一种追忆的真实，并通过这份真实展现内心对于外界的震惊。马洪彦的作品成了装载时代万象的万花筒，召唤着旧日记忆的气息，所呈现的不仅仅是视觉经验，还包含了另外一种经验——一种非历史、非写实、超然与压抑的模棱两可——并试图在其中得到人的完善和自省。
马洪彦对于绘画的痴迷实际上是一种极其高贵的姿态，他坚持在个人化视眼的世界中寻找抽象寓意的源头，以及绘画语言的极限自由。弗里德里希所说：“绘画中无次要性可言，纵是细微末节也为整体所不可或缺。因而绝不可有分毫的差池。”马洪彦在重视表达内心瞬时情绪的同时，注重细节的处理和把握，几乎没有多余的着色和迟疑困惑的用笔。作为经验生活“后意象”的艺术作品，为生活提供了它们外部所不具备的东西，艺术家借助它摆脱了一种压抑的感知世界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画面距离的生成，客观上是把事物的本质更恰切地推入观者的视眼和意识当中，意味着人的意识的觉醒，同样也意味着精神乌托邦的开启。
寓意与隐喻
施莱格尔曾说：“自然中何物为神圣？并非仅止于生命与创造力，同时还有其统一与玄奥，其精神、要义与特异。在我们看来，这就是绘画的特性之所在。”他还将自然的神圣看作绘画乃至所有艺术固有的特质，这种神圣来自其不可论证性。其存在需要表明自己受到任何特许，只需显示一种具体自然的实际存在，经由内在法则加以调节，而这些法则绝不意味着压抑灵感。马洪彦正是在画面上探索灵感之途，在想象的国度和现实的国度之间预设了一种沟通可能：他为观者充分认识艺术与现实之广阔的中间地带提供了可能，客观上也极大丰富了艺术家自身的思维层次和画面语言。
马洪彦的画，表面上呈现一种非对抗的“静”，其实，“静”也是一种是势，也可以生成一种力量。而深沉的“静”深藏于艺术家画面虚构的幻象之中。作品的主题在寓意的高度上被清晰呈现，使得隐喻了的形象在由艺术家个人构成的系统语言中完全敞开，扩展了思想的疆域。抽象化了的人物隐匿了真实的生命体，却凸现了精神走势，在特定的场域之中，它们和马洪彦所擅长表现的“线”彼此呼应，事物之间的特定关系被架构、被定义、被虚设，在一种开放的思想环境中有差异的事物被聚合起来，成全了事物之间各种关系的可能性。空间的错落，用纵横的“线”分割和虚掩，几道水痕，几只树枝，设色简淡，恍惚中渗透着国画的气息和韵味，以及意犹未尽的情致。他将国画中的诸多元素，予以巧妙的铺排和置换，用油画的语言呈现国画的某种简淡而深远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