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9日早晨，旅居新加坡的徐悲鸿到吉宁街去拜访一位朋友。当他途经新加坡中央警察局时，一位警察误认为徐悲鸿是日本人，不由分说，把他抓进中央警察局，交给一位警官。警官懂英语，可徐悲鸿不懂。难堪之时，徐悲鸿从口袋里取出一张自己的名片，上面印着英、法、汉三种文字，交给这位警官。
这位警官一看名片，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不久前给新加坡总督汤姆斯画像的大画家徐悲鸿，他马上立正向徐悲鸿敬了一个礼，并特意把徐悲鸿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品茶小憩。
坐在警官的办公室里，徐悲鸿回想起刚才惊险的一幕，特别是那位警察既严肃认真又愠怒得意的神态面容，真是又好笑又好气又值得赞许。为了记住这个场面，他拿出随身携带的速写簿，用简练的线条作了一幅画，还在画上特意题了“可嘉的敌意”五个字。
那位警官见到这张传神的速写，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爱不释手。他马上召来一位华籍警察，让其代向徐悲鸿转达下述意思：“我为刚才的事，向您致万分歉意……我十分钦敬阁下，因此我大胆地向阁下提出一项过分的要求：希望阁下把刚才写成的这幅画送给我，让我永久地珍藏它……”
徐悲鸿答应了警官的要求，问了他的姓名，并在画上补写了一行字：“为了纪念一宗‘可嘉的敌意事件’而绘此画”，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送给了他。
据说，二战后有人曾以两万英镑的高价购买这张速写，然未如愿以偿。